锁定外逃人员行踪三次看见曙光又三次落空

　　时间：2017年12月1日。地点：大连市某棚户区工地。“你是不是周骥阳？”浙江省公安机关的同志拍了拍中年男子的肩膀，彼时的他，穿着破旧的衣服和鞋子，手里提着买好的晚饭，刚刚回到工地上。见到警察，周骥阳先是一惊，随即恢复了平静，点了点头。至此，周骥阳作为“百名红通人员”第50名到案人员，其9年在境内东躲西藏的逃亡生涯宣告终结。

　　与绝大多数“百名红通人员”选择逃亡境外相比，周骥阳则要狡猾得多。2015年4月22日集中公布“百名红通人员”名单时，周骥阳的疑似外逃目的地标注为香港，令许多人没有想到的是，周骥阳的真正藏匿地点却在境内。

　　锁定周骥阳的行踪并不简单，三次发现线索，又三次石沉大海。起初，专案组人员发现周骥阳部分涉案资金被转移境外用于操作香港期货，期货账户在其外逃后还有资金被支取，便将其外逃目的地锁定在香港。后来，香港传来消息，期货账户变动并非周骥阳本人操作，线索第一次中断。不久，专案组人员发现周骥阳被冻结的银行账户在江苏句容发生异动并报警，迅速赶往句容，谁料再次扑了个空，线索第二次中断。第三次发现的线索来自周骥阳的前妻。追逃人员发现其前妻在天津办理了一张暂住证，专案组顺藤摸瓜，排查线索却止于天津的一处工地。三次看到希望的曙光，又三次落空。

　　隐秘出逃、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和线索，无法按图索“骥”，寻找周骥阳的行踪全凭大海捞针。根据中央追逃办和浙江省追逃办研究制定的工作方案，专案组同志始终没有放弃对周骥阳重要关系人的摸排，先后赴香港、贵州、江苏、山东、广东、辽宁和浙江各地，行程上万公里，走访了解了几百个接触过周骥阳的人。有心人，天不负。11月24日，专案组获得一条重要线索：一名疑似周骥阳的男子打电话向其前女友借钱，该男子很可能在大连。经过杭州和大连两地警方多日摸排，最终在大连某棚户区内将“改头换面”的周骥阳成功抓捕。

　　　已归案“百名红通人员”现身说法共同劝返外逃人员

　　2017年8月，江苏省“百名红通人员”徐雪伟追逃工作组对徐雪伟的劝返工作进入攻坚阶段。徐雪伟的情绪却反复波动，顾虑重重，始终无法下定决心回国投案自首。

　　就在这时，一个电话坚定了徐雪伟的信心。

　　电话这头是2017年7月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任标。翻阅2015年集中公布的“百名红通人员”名单，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徐雪伟和任标分别是“百名红通人员”第91号和92号，均为江苏江阴市人，外逃前都是企业的一把手，涉嫌罪名都和经济犯罪有关。

　　共同点不止于此，两人都是举家外逃，并且亲属在国外都极度不适应，语言不通、水土不服，不愿再过心惊胆战的外逃生活。

　　考虑到任标和徐雪伟的相似经历，追逃工作组决定由任标“现身说法”，对徐雪伟开展“攻心”工作。

　　电话里，任标向徐雪伟讲述自身回国投案自首以后的情况，介绍今年5月10日公布的40名归案“百名红通人员”后续处理情况，阐明中央追逃办“主动回国投案自首可以依法争取宽大处理”的政策，徐雪伟受到很大触动。追逃工作组前期扎实的基础工作给徐雪伟施加了巨大压力，加上任标的规劝，左右摇摆的徐雪伟最终下定决心，于2017年9月回国投案自首。

　　　外逃的日子不好过17年不敢写自己的中文名

　　“百名红通人员”张丽萍，外逃前曾任上海倍福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1999年8月逃往泰国，后长期藏匿于秘鲁。2016年3月，上海市追逃办锁定张丽萍的藏匿行踪后，派出工作组赴秘鲁，在当地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开展劝返工作。

　　“这双鞋蛮好看的嘛。”第一次在秘鲁见面，张丽萍脚上的上海绣花鞋引起了工作组人员的注意。话音刚落，张丽萍的眼泪就掉了下来，“这是我妈妈去年托人带来的，但是现在父母都没了。”外逃了17年，张丽萍既不能对双亲尽孝，也无法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父母去世、儿子婚礼，她都不敢回来，逢年过节只能形单影只。

　　工作组人员连续多日向张丽萍讲述国内国际反腐败的大势，展示近年来我国追逃追赃取得的成绩，向其详细解说宽严相济的政策，在法律事实面前，迫于各方压力，最终张丽萍决定回国投案。签署自愿认罪书、写下中文名字的刹那，张丽萍又哭了。她说，在秘鲁的17年，从来没有用过自己的中文名，生怕别人发现踪迹，只能隐姓埋名。

　　2016年3月27日，按照中央追逃办的统一部署，在我外交部、公安部和驻秘鲁使馆全力配合下，潜逃境外17年的“百名红通人员”第63号张丽萍被成功劝返回国。

　　　扰乱视线制造外逃假象实则在境内东躲西藏

　　2013年6月3日，广州市花都区原政协主席王雁威通过花都区政协办公室向区委请假治病后，便从人间蒸发，一直处于失联状态。

　　正在核查王雁威去了哪儿时，相关组织收到了一封署名王雁威从美国寄来的信件，内容是辞职到美国治病的书面申请。经鉴定，这封信确实出自王雁威之手。在大家半信半疑时，公安部门又接到了一个匿名举报电话，说有人看见王雁威在加拿大喝早茶。时而美国，时而加拿大，王雁威究竟躲在哪里？

　　王雁威外逃，广东省纪委高度重视，多次赴北京向中央追逃办汇报工作进展，研究追逃路线图。广东省纪委要求专案组兵分两路，一方面对其出境情况和目的地进行调查，一方面对王雁威是否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初核。然而，让办案人员意外的是，在出入境部门始终找不到出境记录！

　　2015年4月公布“百名红通人员”名单时，王雁威位列第97号。此后，广州市追逃办协调纪检、公安、检察、海关、银监等多个部门的力量，对案情线索重新起底和深入分析。经过详细排查，发现王雁威在国外没有可靠的亲属或朋友可以投靠，最近两年也没有海外行踪。专案组分析，之前侦查的方向未必准确，王雁威或许就没有出国。专案组进一步加强基础工作，对王雁威案涉案人进行排查，顺藤摸瓜。2016年6月，终于在广东将辗转逃窜大半个中国的王雁威抓捕归案。

　　　32次交锋实现“人赃并获、罪罚兼备”

　　2016年11月12日，“百名红通人员”第5号嫌犯闫永明从新西兰回国投案。追回他也是一波三折。从最初的不认罪不回国投案，到不认罪但愿意缴纳赃款，再到最后实现“人赃俱获、罪罚兼备”的目标，背后是追逃人员的32次交锋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闫永明逃到新西兰后，吉林警方重新梳理闫永明案，固化证据链，向新西兰警方移交相关犯罪证据以及法律文书等资料，并就引渡追赃等问题进行证据交换和协商。新西兰方面根据我方提供的证据材料，依法查扣、冻结闫永明相关资产近3500万新西兰币(约合1.7亿人民币)，并以涉嫌洗钱罪对其提起诉讼，有效挤压了其在新西兰的生存空间，闫永明内心开始惶恐不安。

　　2016年，在中央追逃办的直接指挥下，经中国和新西兰警方密切配合，对闫永明的劝返工作拉开序幕。拒不配合工作，拒绝认罪、拒绝退还赃款、拒绝回国……闫永明初期对专案组的抵触情绪十分强烈，对回国投案自首的宽大政策完全听不进去。

　　工作组经过认真研究，确定了摆事实讲法律，坚决打消其侥幸心理的策略。依据前期侦查结果，亮出一系列铁证，使其心理防线开始瓦解。之后，专案组乘势而上，耐心细致向其讲解回国投案自首、主动退缴赃款的宽大政策，有理有据地为其分析拒绝配合的严重后果。在中新两国联合执法的强大压力下，经过32次正面交锋，终于使闫永明认识到回国投案、退缴赃款是最好的选择。

　　2016年11月12日，随着从新西兰飞来的航班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潜逃海外15年的闫永明结束了逃亡生涯。闫永明归案再次表明，世界上并没有真正的“避罪天堂”。

　　　从“我有错”到“我认罪”

　　2017年10月13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杨秀珠贪污受贿案，在听完法院宣判后，杨秀珠当庭表示认罪不上诉。

　　就在一年前的11月16日，杨秀珠归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确实是我的错，我要认账。”

　　从“我有错”到“我认罪”，背后折射着中央追逃办、浙江省追逃办等部门的艰辛努力。杨秀珠刚刚回国时依然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自己作为“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主动回国投案自首，对其他外逃人员归案具有引导意义，只要把赃款退一退，应该不至于吃牢饭。此外，她还以为经过13年，许多证据都烟消云散了，便不积极配合调查，对犯罪事实百般抵赖。

　　经过仔细分析，浙江省追逃办采取两步走的战略。先为其治疗眼疾，给予人文关怀。同时，固化杨秀珠案的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条。在此基础上，严肃指出杨秀珠的犯罪事实及证据，并向其讲解涉嫌犯罪的罪名及追诉标准和判处刑期。严厉“敲打”与苦口婆心并用，摆事实、讲道理，讲政策、讲法律，杨秀珠的思想逐渐发生了转变，认识到自己的罪行，最终在法庭宣判时当庭表示认罪服法、不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