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桥区如意庵大街何家胡同18号，一处不起眼的古建筑院落，屋顶的青瓦、两进的院落，与其有着将近600年历史的岁月似乎不太相称。这是义和团吕祖堂坛口遗址，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曾经为中国革命最终成功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义和团吕祖堂坛口遗址始建于明宣德八年（1433年），1719年改建为吕祖堂，成为津门道教名观，因供奉“纯阳吕祖”（吕洞宾）而得名。19世纪末，义和团运动成为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农民运动。这一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妄计划，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加速了它的灭亡。

　　一场朴素的农民运动

　　“天津离北京这么近，当时洋人要打进中国来，登陆地点就是在天津的大沽口。所以义和团就从山东、河北一路聚集到天津，要在这儿进行狙击，不能让洋人打到北京去。”天津市红桥区文物保护中心（原天津义和团纪念馆副馆长）王冬告诉记者。

　　作为首都门户，天津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在义和团运动中尤为凸显。“1900年，义和团运动从山东、河北起源，他们沿着运河先到了静海，从静海再发展到天津市区。”王冬说，“义和团运动爆发期间，吕祖堂后面的西大湾子就是运河河岸，义和团从静海来天津的人比较多，没有地方住，吕祖堂比较空旷，所以义和团就选择在这落脚。”

　　当时，天津义和团首领曹福田落脚在吕祖堂，并以此为坛口，很多义和团团员都会到这儿聚义。“后来攻打紫竹林租界，攻打老龙头火车站，以及南门保卫战等义和团的历次战斗经历，都是从吕祖堂坛口发出决议，再一起去攻打。”王冬说。

　　与国家同呼吸 共进退

　　据记载，在义和团运动中，男性冲锋陷阵，女性则做好后勤和医疗服务等工作，此外，还有儿童参与到了义和团运动中。

　　“虽然义和团成员基本是社会底层的人，有农民、小手工业者，还有妇女，他们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但是义和团运动本身爆发出来的爱国精神是值得肯定和纪念的。”王冬告诉记者，“义和团运动参与者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以无数微弱的力量聚集起来为反抗压迫拼尽全力。”

　　在义和团与帝国主义侵略军奋战的数月期间，义和团吕祖堂坛口遗址成为当时天津义和团活动的中心之一。义和团吕祖堂坛口遗址之所以显得珍贵，是因为它的唯一性。据王冬回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南开大学曾经做过一次义和团运动的调查。调查显示天津当时有大小坛口300多处。如今，红桥区如意庵大街何家胡同18号是全国仅存的义和团坛口遗址。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该遗址被列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中国革命提供经验

　　在义和团吕祖堂坛口遗址，有一门清军跟义和团配合守城使用的佛郎机炮，是比较先进的后膛炮（从后面装子弹）。炮的支架可以360度旋转，高低也能够调整。先进的武器只能挡一时的风雨，而真正可以带领中华民族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需要的是“永远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本色，永远走在时代前列，永远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的中国共产党。

　　义和团运动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是它的历史意义影响深远，它展现了中国人民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反侵略的伟大气魄和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侵略的顽强反抗精神，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力量，沉重地打击了软弱无能的清政府，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就如1955年12月12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各界欢迎徳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所说的那样“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津云新闻记者吴宏 摄影马成 戴涛）